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斌

　　成功的经济增长过程都要经历两次大的经济结构转型，分别为从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经济、从工业经济过渡到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中国后一个经济结构转型发生在2012年前后。

　　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资本积累；工业化高峰期之后，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人力资本积累。积累人力资本要从以下四方面展开：更好的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更加开放的市场，更强的激励机制，更细密的分工和专业化分工。

　　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政策变革之路是很多国家走过的，可以借鉴、学习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但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前所未有，要尽量把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需要注意，在转型阶段，产业政策的真空状态未必是最好的，可能还需一些临时性安排来帮助实现产业转型的过渡。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 本文为作者在2023年7月1日的第十四届CF40-NRI中日金融圆桌“中日疫后经济增长与合作可能性——两国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举措”闭门研讨会一“产业政策的新作用与展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成功的经济增长要经历两次经济结构转型

　　制定产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产业发展。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产业政策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使其自身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发展。

　　成功的经济增长过程都要经历两次大的经济结构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经济，第二次转型是从工业经济过渡到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的第二次转型呈现高度类似的规律性现象：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8000-10000国际元附近，工业增加值/GDP比重达到40%左右的峰值以后，开始发生从工业到服务业的结构转型。

　　表1  多国从工业到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相关数据

　　从时间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早迎来转型的是西欧和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人均收入接近1万美元，工业部门增加值份额约为35%-40%，经济活动开始从工业部门转移到服务业部门；70年代中期，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开始转型；80年代，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开始转型；90年代，韩国开始转型。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许多成功的经济增长都经历了这样的转型。

　　中国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发生在2012年前后。中国人均收入、工业部门增加值份额、工业部门就业份额、服务业消费占比等不同数据显示，中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尾，也就是2010-2012年前后，发生了这一转型。

　　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所对应的工业部门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份额峰值变化，与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变化是一致的，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的变化是一致的，驱动这种转型的原因也是一致的：经济活动由工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服务于国民生活，更好满足消费升级、产业升级。

　　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资本积累

　　工业化阶段，特别是工业化高峰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是向先进国家学习新的管理经验、科技水平和组织分工模式，其中很重要的学习方式是通过投资或说资本积累来实现的。工业化阶段最稀缺的要素就是资本，资本积累的过程不仅带来了资本，进口大量机械设备和技术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换言之，投资不仅仅带来资本（K）的提高，也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是在农业、工业、建筑业等部门，对于“从投资中学习”的经济增长方式，农业、工业、建筑业等部门TFP提升空间较大，而且这些都是比较有形的部门，相对容易学习。

　　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成功的工业化背后都有政府产业政策的身影。正因为工业化阶段最重要的要素是资本，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欧洲和东亚的国家在工业化高峰期都采取了很多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制定发展计划、信贷配给、限制部分商品的进出口，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促进国内投资和资本积累，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这些政策在当时来看可能会有一些扭曲，但从经验来看，二战之后成功的经济增长在增长初期无一例外都伴随着支持投资、支持工业部门发展的产业政策。

　　工业化高峰期过后，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人力资本积累

　　工业化高峰期过去之后，经济活动重心转向服务业，“从投资中学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下降，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人力资本积累，或者说人力资本背后的知识、管理技能等看不见摸不着但又非常重要的东西。

　　人力资本积累不同于物质资本积累，需要一些更复杂的体系进行支撑。通过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才能有更好的教育、医疗、体育、文娱来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才会有更好的科研、商业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来满足产业升级的需要。简而言之，无论是消费升级还是产业升级，都更加依赖人力资本而非资本。

　　我们在市场调研时发现，制造业企业最大的困难、制约升级最重要的因素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技术研发支撑不足、风险投资难以获得。这些问题不在制造业内部，也不在工业内部，主要是服务业的一些环节。所以，完善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服务配套至关重要。

　　工业化高峰期之后，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人力资本积累，产业政策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积累人力资本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更好的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将重点放在人本身；

　　二是更加开放的市场，只有通过更加开放的市场，才能从国外学到更多，深度参与各种各样的国际分工；

　　三是更强的激励机制，需要强调的是，创新很难依靠传统的信贷融资工具来实现，资本市场的发展非常关键；

　　四是更细密的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只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才允许更细密的分工和专业化分工，这是知识积累、知识创新的重要来源，能够带动知识水平能力的提高。

　　对于产业政策，过去各国的历史给了我们许多经验教训。欧洲、日本和前文提及的许多成功经济体所做出的产业政策调整都是具有共性的，例如：取消了经济发展计划，减少和取消政府补贴；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减少外汇市场干预，推进金融自由化；反垄断，加强公平市场竞争；增加基础科研和教育，制定科学发展计划等。政府对产业的支持方式不再是投入更多资源去支撑工业部门发展，而是更多地在制度建设层面加强公平市场竞争，以此来更好地适应新发展环境。

　　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政策变革的两点建议

　　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政策变革，而当前的中国面临一个好消息和一个不好的消息。好消息是，中国正在走的路是欧洲、日本等很多国家曾经走过的，我们可以借鉴、学习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不好的消息是，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前述国家也曾面临一定的地缘政治冲突，但不像目前中国的冲突这么大。

　　从经济学家视角，提出两个建议：

　　第一，尽量控制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将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

　　第二，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从旧体制转换到新体制的过程可能不会非常平顺，当资本市场的发展不足以支撑权益类投资时，需要慎重考虑是否取消虽然风险较高但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政府资金支持。如果像美国一样拥有完善而发达的风险投资市场，取消政府资金支持可能并无影响，因为市场上有足够的风险资产愿意参与投资；但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如何抉择尚无定论。在过渡阶段，产业政策的真空状态未必是最好的，可能还需一些临时性安排来帮助实现政策过渡。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原主任)